英国将对健康婴儿进行基因测序试验，Leslie Biesecker及其同事表示，在适当年龄进行的基因筛查检测有助于减轻遗传性疾病的负担，但David Curtis认为新生儿群体无法对基因筛查表达认可，并且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大量个人数据信息被滥用。

支持者——Leslie Biesecker、Eric Green、Teri Manolio和Ben Solomon

新生儿常规基因组测序常被认为是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处于临床研究阶段^1，2，3，从概念上讲，它也是新生儿遗传疾病筛查的延伸。现如今，新生儿疾病筛查包含对其代谢产物的分析，但是包括基因组测序在内的更多检查手段最终也会出现。

大量临床研究证据表明，针对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筛查是可以挽救生命的。研究结果显示，基因测序是经济且有效的⁴，尤其是测试结果可终生用于提示多种疾病和药物遗传学特征，相当于将检测费用平摊到一生时间中。因此，我们认为，开展检测只是时间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准备好对新生儿进行普遍且常规的基因组测序，但这些终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实现。

分阶段推广

然而，我们不应该在新生儿阶段对所有潜在疾病进行筛查。因为，目前尚无充分的数据支持这一想法，并且，这可能会超过现实家庭和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且很难证明全面筛查对新生儿成年后的疾病或不可治愈疾病的发病预测具有实际的临床运用价值。相反，我们主张应分阶段推进疾病筛查过程，以出生时基因组测序获得的序列为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变异会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逐渐出现，相应的筛查工作也可依次进行：新生儿阶段（确定筛查哪些新生儿疾病）、儿童期（肾母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青少年期（主动脉病、心肌病）、育龄期（疾病携带风险）和成人期（结肠癌、乳腺癌）。当对应的干预措施被认为是有效时，这种方法可揭示生命各阶段的干预成果。

这类基因信息的测序工作应该受到监督机构的指导，进而确定哪些变异在特定的年龄和环境下具备充分的临床应用证据。上述监督机构就类似于现行的那些指导新生儿基因筛查的机构⁵，以此保障基因检测是在知情同意与合理退出机制下进行。并且，个人的基因组序列数据还应该保管在信息存储库中，同时与受测者病历保持关联，以便医护人员随时查阅分析，实时更新数据。

除上述与年龄相关的分析外，还只能在开具有药物遗传学指导处方或出现相关症状时才能对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如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或肾功能衰竭的情况下⁶，这有利于疾病的快速诊断和为疾病诊疗提供潜在的遗传学信息解释。尽管目前基因组信息的最大用途是诊断单基因疾病，但在多基因和多风险因素评估方面也正在取得迅速进展⁷，并可能与单基因疾病诊断一样，取得相似的效用⁸。

为了实现常规新生儿基因组测序的预期效益，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首先，测序数据质量必须足够高，不能有重复的基因组测序。再者，我们还需要适当的基因信息管理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但是，我们对于要求所有非遗传学专业的医疗人员都接受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培训表示反对，这是不切实际且不必要的。其他技术的快速推广（例如，SARS-CoV-2聚合酶链反应检测⁹或无创产前检测¹⁰）表明，在确凿的临床效用显现后，临床医师和专业团队是可以随时适应新方法的。

更快、更准确的诊断

只有对一个人生命早期的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基因诊断在减轻遗传疾病巨大累积负担上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包括其在多基因和药物遗传风险评估方面的巨大应用潜力，以及对未来基因组学进展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上述潜能为快速且精准的疾病诊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最大可能减少靶向基因治疗的延迟。

通过对新生儿进行普遍且常规基因组筛查，我们可以建立起健康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地受益于基因组学的运用，并确保其普惠到最广泛的人群。缩小健康的不公平性，大力促进人群健康。

反对者——David Curtis

英格兰基因公司（Genomics England）是一家国有企业，最近宣布了一项全基因组测序试点计划，在20万名看似健康的新生儿中筛查遗传性疾病¹¹。该计划所做的并不是简单地探寻罕见病的基因序列，发现可控点，然后就弃用这些检测数据。相反，该计划要做的是从每个新生儿身上获取并保留其整个基因组序列信息。但是，一个人的基因组信息是一组庞大的数据，在公民还没有达到可表达知情同意行为能力的年龄之前，没有理由可为从他们那里获得基因测序信息这一行为提供辩护。

对个体而言，基因测序最明确的潜在效用是发现以前那些从未被怀疑的基因变异，而这些变异对疾病的发生风险有很大的影响（如导致家族性癌症的基因变异），进而可采取具体的预防措施，例如疾病筛查计划或预防性手术^12，13，14。以上情况只有极少数需要受测者个人在其成年并有行为能力同意接受筛查之前就采取行动。而实际上，现在已经存在针对新生儿进行上述基因检测的工作程序了。

基因组测序还可以提供一些关于风险发生条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情况是没有具体干预措施的¹⁵。即便有一些成年人有兴趣获得这些风险信息，但是，在没有经过新生儿同意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未来健康问题风险评估也是不正当的。

效度与信度问题

不仅仅是受测者自身，为新生儿进行基因组测序也会对社会产生若干方面的好处，已经被提出的一个益处就是可以确定来源于新生儿父母且难以识别的疾病，例如家族性高脂血症¹⁶。然而，这也不能作为给新生儿进行基因组测序的理由，因为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对新生儿父母进行检测筛选来了解情况。

基因组测序在识别潜在的组织和器官捐赠者方面也会产生作用，可以将这些潜在的捐献者很好地与那些并无关联的器官接受者实现匹配。目前，一些立法机构仅允许儿童作为其亲属的捐赠者，但问题十分复杂，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来维持这一限制性规定¹⁷。

对未来疾病患病风险的检测信息也有助于确定健康人寿保险的费用。在英国，现有的针对基因数据运用的限制措施是自愿且临时性的¹⁸。在美国，基因检测信息已经可以用来确定人寿保险费用，人们也通常被建议在获得这些也许并没有帮助的检测结果之前就购买保险¹⁹。

存储基因组序列信息的数据库在法医学领域也非常有用，犯罪现场的DNA样本信息可以用来快速识别罪犯的远亲，从而实现快速识别和逮捕²⁰。一些立法机构和组织对基因组序列信息的此类用途有限制，但无法保证这些限制性措施能长期维持下去。

如果我们现在就慎重考虑对新生儿进行普遍基因测序这件事，我们就应该在想象中问问这些未来20岁的成年人："我们已经为你做了这件事，你高兴吗？"据报道，今天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大规模收集DNA数据，可潜在用于一些强制性的举措²¹。我们是否会相信20年后的政府还能够确保我们的基因数据安全并且不会将其运用于当前我们认为不道德的领域？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对新生儿进行基因测序呢？这些孩子在这件事上没办法发声，就整个社会而言，基因测序的潜在健康受益对成年人来说看似很大，而我们就会因此同意他们去实现这一过程吗？让我们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是否应该对所有成年人都进行基因组测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的答案就是否定的），我们就应该将针对新生儿的此类医学检测限制在一致认为真正对他们有益的少数情况之下。

BMJ 2021;375:n2679http://dx.doi.org/10.1136/bmj.n2679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所有内容请以英文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