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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早产儿低血糖危险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晚期早产儿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生低血糖的患儿纳入低血糖组,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按1∶1的比例选取同期血糖正常患儿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儿围产期及母亲妊娠期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
结果
低血糖组和对照组各纳入366例,两组早产儿出生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OR=1.567,95%CI 1.127~2.180)、剖宫产(OR=2.013,95%CI 1.376~2.944)、双胎妊娠(OR=2.241,95%CI 1.479~3.396)、母亲妊娠期糖尿病(OR=1.635,95%CI 1.131~2.365)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剖宫产、双胎妊娠和母亲妊娠期糖尿病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
低血糖是新生儿常见的围产期并发症,2017年英格兰全国性调查研究发现约1/3的新生儿存在低血糖高危因素[1],McKinlay等[2]研究发现高危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高达51%。相较于足月儿,晚期早产儿存在更大的低血糖风险,不良临床结局发生率更高,是不可忽视的高危儿群体[3]。血糖波动幅度过大及持续时间过久均可导致低血糖脑病,造成持久性新生儿脑损伤[4]。因此筛查发生低血糖的高危因素有助于早期识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新生儿,对改善新生儿神经系统预后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关于新生儿低血糖的研究主要针对胎龄≤32周的早产儿,缺乏晚期早产儿低血糖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晚期早产儿及其母亲孕期的临床资料,探讨晚期早产儿生后早期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
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择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并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晚期早产儿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生低血糖的患儿纳入低血糖组,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按1∶1的比例选取同期正常血糖的患儿为对照组。入选标准:(1)胎龄34~36周;(2)母亲孕期临床资料完整;(3)低血糖组患儿符合《实用新生儿学》第5版中关于新生儿低血糖的诊断标准[5]。排除存在严重先天异常及遗传代谢病的患儿。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KY-2022-027-K01)。
二、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通过查阅电子病历收集患儿及其母亲相关临床资料。(1)患儿资料:性别、胎龄、出生体重、是否双胎、是否试管婴儿、是否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是否存在出生时窒息或低Apgar评分。(2)母亲资料:年龄、产前激素使用情况、妊娠期并发症等。
2.相关定义:(1)母亲妊娠期并发症及胎儿相关疾病诊断标准均参照《实用妇产科学》第4版[6];(2)产前糖皮质激素(antenatal corticosteroid,ACS)使用情况:本院根据2017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指南[7],对于妊娠34~36周、7 d内有早产风险、未应用过ACS的孕妇,建议应用1个疗程ACS(倍他米松或地塞米松12 mg/d肌肉注射,共2 d),本研究中至少使用过1剂ACS为接受产前激素治疗,未使用过ACS为未接受产前激素治疗。(3)新生儿窒息/低Apgar评分:根据2016年《新生儿窒息诊断的专家共识》[8],Apgar评分1 min或5 min≤7分,伴脐动脉血pH<7.2为新生儿窒息;未能留取脐动脉血气但Apgar评分异常为低Apgar评分。
3.血糖检测方法:本院出生的胎龄≤35周早产儿生后立即转入NICU,监测末梢血糖指导静脉输液糖速、及时纠正低血糖;胎龄36周的晚期早产儿,如生命体征平稳,可母婴同室护理并指导喂养,半小时后监测末梢血糖;如存在有症状的低血糖,立即转入NICU,并采集足跟血检测血糖作为首次血糖值。使用瑞士罗氏公司ACCU-CHEK型血糖检测仪及试纸,血糖<2.2 mmol/L为低血糖[5]。生后72 h内每天至少测量2次空腹末梢血糖;血糖稳定后减少为1次/d。存在低血糖的患儿,对症治疗半小时后复测血糖直至血糖恢复正常。奶量达到全肠道喂养[120~150 ml/(kg·d)]后停止血糖监测。
三、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1,Q3)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两组比较采用χ2检验。将单因素分析P<0.05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研究期间NICU共收治晚期早产儿1 520例,资料完整1 500例,发生低血糖366例,低血糖发生率为24.4%。低血糖组和对照组各纳入366例。
二、低血糖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低血糖组母亲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ACS、剖宫产、女婴、双胎、试管婴儿、SGA比例高于对照组,胎膜早破、窒息/低Apgar评分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胎龄、出生体重、宫内窘迫、母亲年龄及其他并发症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三、低血糖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发生低血糖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糖尿病、ACS、剖宫产、双胎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ACS治疗增加晚期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风险。Gyam fi-Bannerman等[9]研究显示,有晚期早产风险的产妇使用倍他米松增加晚期早产儿低血糖的风险。Battarbee等[10]研究亦显示产前使用激素可导致晚期早产儿低血糖的发生率增高。产前使用激素可促进产妇肝脏糖异生导致高血糖,母体高血糖会导致胎儿胰腺β细胞增生,诱发新生儿低血糖[11]。此外,激素穿透胎盘可继发性抑制胎儿肾上腺,引起新生儿低血糖[12]。目前产前激素对晚期早产儿血糖的影响尚存争议[13]。产前激素治疗可促进胎龄24~33周早产儿胎肺成熟,是改善临床结局的重要干预措施。但对于晚期早产儿产前激素治疗的利弊尚未达成共识[14]。本研究结果提示晚期早产儿母亲ACS治疗促胎肺成熟可增加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剖宫产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与王敏等[15]研究结果一致。Ruiz等[16]研究发现,与顺产相比,剖宫产分娩的晚期早产儿低血糖发生率增加。这可能与择期剖宫产分娩的产妇术前禁食导致血糖水平下降、术中常用扩容液体和补液多不含糖有关。此外,剖宫产分娩的新生儿无法与母亲及早接触和早期吸吮,可能导致母亲延迟泌乳、影响喂养和体温调节[17]。因此,对于剖宫产分娩的晚期早产儿应早期监测血糖,尽早开始营养支持,以减少低血糖的发生。
Fumagalli等[18]研究发现,双胎妊娠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是单胎妊娠的3.3倍。Ruiz等[16]研究显示,双胎妊娠新生儿低血糖发生风险比单胎增加13.7倍。本研究结果亦显示,双胎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双胎低血糖发生率较高考虑与以下因素有关:(1)双胎妊娠剖宫产比例常高于单胎妊娠,双胎低血糖风险增加可能与剖宫产发生率高有关;(2)双胎出生体重一般低于单胎,双胎分娩的早产儿可因脂肪储备不足导致低血糖风险增加[19]。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糖尿病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与国外文献报道一致[20, 21]。妊娠期母体高浓度的葡萄糖通过胎盘可导致胎儿血糖水平升高,刺激胎儿胰岛素产生过多;出生后缺乏来自母体葡萄糖的供应,新生儿血糖逐渐降低,同时由于新生儿胰岛素水平持续升高,可能导致低血糖和代谢代偿机制被抑制[22]。
研究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是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23]。妊娠期高血压可导致胎盘的靶血管螺旋动脉病理性收缩、狭窄,造成胎盘营养物质供应不足,从而影响胎儿对营养物质的摄取;同时胎盘供血不足可抑制糖原合成酶的活性,导致胎儿宫内糖原储备缺乏,新生儿娩出后易发生低血糖[24]。本研究单因素分析也显示低血糖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比例高于对照组。既往文献显示SGA是新生儿低血糖的危险因素[25]。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低血糖组SGA比例高于对照组,与文献报道一致。SGA早产儿因缺乏足够的能量储备,更容易发生低血糖。但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中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和SGA并非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研究因素较多且各因素之间存在共线性,以及样本量不足有关。
综上所述,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危险因素与围产期因素密切相关,其中ACS治疗、剖宫产、双胎妊娠、母亲妊娠期糖尿病是晚期早产儿发生低血糖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诊疗过程中需注意早期识别,对低血糖高危儿尽早管理,预防低血糖相关不良结局。同时,我们仍需进一步探讨影响晚期早产儿低血糖发生、发展的相关因素,为临床干预进一步提供科学依据。
引用本文: 林玉聪, 梁洪, 高亮, 等. 晚期早产儿低血糖危险因素分析 [J] . 中华新生儿科杂志(中英文), 2023, 38(9) : 530-533. DOI: 10.3760/cma.j.issn.2096-2932.2023.09.003.